不确定性：从1637年郁金香泡沫到原油期货跌成负数

美利坚的疫情21日增长至83万确诊，近期阿根廷实行全面债务重组，全世界的制造业产业链不是萎缩就是延后，昨日凌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-40美元，今日又再一次增长，回归新的非正常水平。

美股1个月内多次熔断，塑造出沃伦·巴菲特的活久见系列，《历史的终结》作者福山承认自己判断失误，法兰西1号boss马克龙公然宣讲资本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当的监管。

2020年，全世界释放出一个恶魔：市场的超级不确定性。

1634，不确定性的起源

如果将1634年到2020年之间的世界资本市场看做一个整体，那么在1634年之前的世界，区域与区域之间是彼此分离的，也不存在影响全世界的资本市场。

从田园牧歌的普通农民，到爆发技术革新的手工作坊，从偏远的王国到税收丰厚的帝国，1634年之前的市场，存在一个典型的特征，那就是高度集中且频繁的“确定性”。

在郁金香热之前的贸易活动中，没有人会蠢到将自己处于“不确定性”陷阱。追求技术革新、企业快速盈利、个人财富增长的根源，来自于人性中，对确定性的追求。

1634年，已经成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，因为优质的营商环境，从北京到伦敦的技术创新，集中于阿姆斯特丹，全世界的资本，不断流入荷兰。当时全欧洲因为渴求时尚装饰品，从赫尔辛基到罗马之间，逐渐引发一场购买郁金香的热潮，市场对郁金香的需求量激增。

整个欧洲的郁金香大多来自于荷兰，而一枚郁金香从球茎长成奢华的装饰品，需要6~7年的时间，因为郁金香价格逐月攀升，手工业作坊停下生产，农民抛弃农田，大多自由民投入到养花的热潮中。因为郁金香成长周期长，自由民为了早一点将钱变为金山，于是建立了资本市场第一个期货交易市场，签订合同，约定某个日期进行交易。郁金香从起初的一文不值，暴涨至最高点的100万荷兰盾，相当于今天购买郑州一栋豪宅的购买力。

当自由民沉浸在确定性的世界观之中，以为人人都会因此变成有钱人时，忽然一个意外因素，导致部分买家抛售郁金香。市场上的恐慌情绪，在1637年初疯狂传导，直到2月4日，整个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，在接下来一个星期，郁金香价格下跌90%。

1637年4月，荷兰决定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，主动刺破世界资本市场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泡沫。

在传统时代，日复一日，虽然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，但是个人和组织，年复一年按照同样的规则、方式做事，依然能打造出繁荣。

当墨西哥和智利的白银，通过大西洋，被远洋船队运送至伦敦和巴黎，再转由商队，将白银运送至泉州和北京，马尼拉的香料被运送至马德里和罗马。印度、阿拉伯、中国、日本、奥斯曼的最前沿的技术集中于伦敦，在工匠的灵活应用下进行再创新。全世界在17世纪左右，突然被资本拉入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资本市场，资本也在不断推动人口增长、农业引进和普及、工业技术创新、文化革新。从此开始，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笼罩在“不确定性”的历史之中。

当资本的阴云穿透蓝星，用了400多年时间，将文化和技术带入全世界各个角落，不确定性，逐渐演变出2020年的超级不确定性。然而，人性还停留在确定性中渴求安稳。原油期货价格爆跌成负数，看起来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但实际上也是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。追求确定性，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，那个遥远的处处都是确定性的田园牧歌时代，已经过去。留给我们的，是一个灰犀牛横冲直撞，黑天鹅频繁发生的超级不确定性时代。

如果拒绝这种超级确定性，则是用一种侥幸心理，将低概率的黑天鹅事件，任由其演变成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，对企业和个人，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。

自由市场还是技术创新？

17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·孟认为国际贸易能够让帝国强大，但重商主义的缺陷在于，正常时期贸易繁荣的确可以增加社会财富，但是，一旦遭遇特殊时期，比如重大灾难，整个市场，就会出现系统性崩溃。例如，日本在18世纪执行了重商主义，中国和荷兰的船队可以将外来货物运送至日本，增加普通日本农民、商人、武士的收入，资本在大阪和江户逐渐繁荣，人口增长，技术革新，西学东渐。但是当贸易线因为各种不利因素断掉之后，内部缺乏足够的生产，德川幕府迎来了帝国的丧钟。

英国《国富论》作者亚当·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自由交易是财富之源，因为当初刚刚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，技术创新还未被考虑在他的学说之内。但后世的经济学家提醒道：“技术创新实际上，也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之一。”

1929年的开启的大萧条，第一次让自由市场出现迷茫的声音。30年代，美总统罗斯福开启了新基建计划，主动提升就业率，修建大型民用工程，提高普通人的人均收入，推动社会需求，最终将年轻的美利坚顺利走出大萧条，迎来下一个繁荣周期。这一行为似乎点醒了经济学家，凯恩斯、斯拉法、罗宾逊夫人等一群剑桥经济学家彻底与过去的理论决裂。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》（简称《通论》），给迷茫的经济学家们以新的方向—不确定性，给恐惧的世人以救命稻草—zf救市。

凯恩斯成为了人类认知史（经济学）上的一个拐点，之前的经济学为确定性学说，之后的经济学为不确定性学说。大量学者加入了凯恩斯主义阵营，研究市场失灵及经济的不确定性。哈佛学派创始人张伯伦、凯恩斯主义的旗手罗宾逊夫人，分别创立了垄断竞争论、不完全竞争论理，终结了“斯密自由学说传统”。凯恩斯主义另一位旗手萨缪尔森，使用乘数-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，说明市场均衡的失败。新凯恩斯主义者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判断，市场中会出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。

美国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曾经是经济学家中的首富，他以自身的经历总结了“债务螺旋”理论，深入了大萧条的本质。费雪告诉我们，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，构筑债务护城河，将资产负债表拉回到可控风险级别，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。

资本市场的历史上，成功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多为以下三种方式：

• 1、罗斯福式的新基建，主动创造就业和消费。
• 2、推动技术革新，凭借工业GM创造下一次繁荣。
• 3、完善福利制度，发消费券或现金给普通人，创造需求和消费。

第三种方案，只有经济本身比较繁荣的区域可以办到，其他地区这样做，最终会把自己坑的很惨，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阿根廷，通过大量发福利给普通人，结果发到自己破产。

资本市场通过一系列名场面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大萧条的终结，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机构进行恰当的调整，另一方面需要技术创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，同时也需要尊重市场规律。从经济出现危机起，企业和个人的所有反馈行为的本质，都是在解决“市场的不确定性”。

技术创新会消灭一切风险吗？

按照计划，操作整个市场，从理论上来讲，的确是没有问题。但在严重信息差的时代，需求端、资本方、生产方都无法精确确定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AI技术和量子计算机一旦普及，这种信息差，就会成为永远的历史。

如果某种强人工智能结合超级量子计算机，从理论上来讲，完全可以算出经济系统之中的一切数据，能够精准预测下一次经济危机什么时候到来，能够精确算出哪个区域需要多少分量的商品，哪些区域需要多少量的货币。如果这种技术创新真的到来，黑天鹅事件是不是就被人类给解决掉了？

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在最近几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。虽然强人工智能结合量子计算机，的确可以像预测天气预报一样预测经济系统中的大部分行为。但是预测结果，本身，会对经济系统造成二次伤害。

打个比方：未来，上海的某一个机构借助这种技术算出公元2788年5月份，全球会迎来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风暴，当这条消息，被VR或者AR信息技术在不到10分钟之内传播到全世界的资本玩家脑中时。

十有八九，会引发股市的投资热潮或者资金转出。结果导致经济危机的提前到来，或者被延后，导致更加严重的债务危机。也就是说，在市场中，这种不确定性，会一直伴随利润的产生而存在。但能够启发我们的则是，AI和大数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，帮助企业预防潜在的危险，即使不能完全躲避风险，也能够将风险降低到最低值，成为“比烂”世界系统中的赢家。

企业征信官网“RiskRaider风险雷达”实际上就是这种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结合AI技术，推导企业风险的超智能工具，从微观视角，审视一家企业会不会倒闭，或者是否深陷债务危机。例如前一阵子自爆财务造假的瑞幸咖啡，就因为舆情频繁爆出，被AI检测到之后，直接通过舆情导出严重的“特别预警”，警告已经关注它的投资者或者供应商，这家公司已经出现严重危机。

AI技术，甚至通过财务数据、诉讼数据、舆情数据模拟出这家公司出现严重问题的概率，比如说在这个截图里面，AI直接明了的告诉投资者，瑞幸咖啡要完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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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幸的是，目前只有针对国内企业的AI大脑。至于全球的债务风险，可能真的只能请教人大的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。

最后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生活在一个“超级不确定性”的世界中。任何忽略这种超级不确定性的行为，最终都会变成发展过程中的“代价”。